方以智
方以智生于明万歷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卒于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安徽桐
城人，字密之，號曼公，又號鹿起，逃禪以后名行通，無可，五老，弦智，愚者，墨歷，木
立，藥地，极丸，浮廬等。
方以智出身士大夫家庭。方氏，姚氏，張氏都是桐城地區這一時期主要的世族，而這些
所謂世族的成員又經常是政治上（任朝廷官吏）、經濟上（占有土地）和學術思想上的代表
人物。方的曾祖方學漸除記錄赴東林講學的《東游記》外，著有《易蠡》，《心學宗》，
《性善繹》，《銅川語》等書。因方學漸曾受學于泰州學派的耿定理，《明儒學案》把他列
入《泰州學案》。
祖父方大鎮，江西道監察御史，著《易意》，《野同語》，《宁淡語》，《性論》等。
父方孔炤是崇禎時湖廣巡撫，著《周易時論》，被《四庫提要》列入存目。這書對方以智影
響很大，方一生中經常提到它。
方以智一生可分三個時期。早期從青年時代到三十三歲里，過的是貴公子的詩酒生涯。
中期自甲申從北京逃返南都，又經浙江，福建到兩廣，從三十四歲到四十二歲，經歷了曲折
顛連的几年。晚年從順治九年（公元一六五二年）北歸，到康熙十年（公元一六七一年）六
十一歲時，病歿于贛江上万安城外的惶恐灘。這時期潛心學術，寫出了大量理論著作。
（一）從青年時代到崇禎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
方以智青年時代活動地點主要是南京和桐城，也間或經過江浙各地，最后去北京。
桐城澤社的活動。當崇禎初年，方以智在他父親所建澤園中，成立“澤社”。社中有方
的堂叔方文（字爾止），妹夫孫臨（字克咸），以及錢秉鐙（又名澄之），周岐（字農父）
等人。方或賦詩作文，或讀經、史，又關心“万物之理”，隨時札記，積累了丰富知識，奠
定了學術基礎。
方的兩位業師，一是白瑜（字瑕仲），一是江西金溪人王宣（字化卿，號虛舟）。當時
王已七十余歲，所著《物理學》對方以智以后寫作《物理小識》多有啟發。
澤社中一群有朝气的青少年，往往慷慨酣歌，論天下大事。方自述說。“處澤園，好悲
歌……好言當世之務，言之輒慷慨不能自止。”（《浮山文集•孫武公集序》）這個團体与
當時東南一帶的會社一樣，不僅研究文學，也帶上政治色彩。
那時，桐城阮大鋮，是魏忠賢閹党的余党，崇禎初即被列入“逆案”名單。方的同學錢
澄之曾加入阮大鋮退居養晦時所創建的江社，經方以智勸阻后，又退出江社。《錢田間年
譜》崇禎五年（公元一六三二年）條下記載了這件事：
“方密之吳游回，与府君（即錢澄之）言曰：吳下事与朝局相表里，先辨气類，凡閹党
皆在所擯。吾輩奈何奉為盟主？曷早自异諸！”
“吳下事”指張溥，張采成立复社的事。“辨气類”就是要分清東林、复社与閹党的界
限。這樣一來，錢澄之轉而參加澤社的文課，凡江社的會期都辭謝不赴。而作為“鄉先輩”
的阮大鋮開始對方產生仇隙。
南都的《留都防亂公揭》崇禎七年（公元一六三四年），桐城“民變”，方以智移居南
京。結交天下名士有黃宗羲、吳應箕、陳貞慧、冒襄、侯方域、顧杲、沈昆銅、陳梁等人。
崇禎十年（公元一六三七年）他們大會東林党被害六君子的孤儿周茂蘭、魏學濂等于桃葉
渡。方以智和陳梁曾寫長詩紀事，為東林党揚聲吐气。
這時阮大鋮寄居南京，談兵說劍，聯絡各方，希圖再起。崇禎十二年（公元一六三九
年）陳貞慧与吳應箕共同起草驅逐阮大鋮的宣言《留都防亂公揭》。公揭以東林創始人顧憲
成之孫顧杲以及黃宗羲為首署名，共計一百四十人。阮大鋮在千夫所指之下，隱藏到城外牛
首山，不敢進城。
盡管方以智這年春天回桐城，秋后重來南京應試，未曾在揭貼上署名。而阮大鋮聯系江
社往事，仍認為公揭出于方以智主謀，因此怨毒更深。清順治二年（公元一六四五年），弘
光在南京即位，阮大鋮夤緣通過關系成為兵部尚書，對大批東林后人以及复社成員進行了報
复。
崇禎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入北京，方以智被起義軍郭營所得，不久乘机逃
到南京。這時阮大鋮當權，修复舊怨，借口方以智在李自成入京后沒有“殉節”，而把方列
入“從逆六等”中的第五等，處理方法是“宜徒擬贖”。方以智在南都不能久留，由陳子龍
介紹，經過浙江，福建輾轉到達廣州避難，結束了早年時代生活。
這一時期中，由于方以智對經、史、百家知識基礎堅實，“凡天人，禮樂，律數，聲
音，文字，書畫，醫藥，下逮琴劍技勇，無不析其旨趣”（《桐城耆舊傳》卷六）。崇禎十
四、十六年已分別開始寫作《通雅》与《物理小識》。
方以智早年沒有更多的研究哲學，而主要是寫作詩、詞和政治論文。他主張“公”和
“明”。《通雅》卷首中說：“治在君、相，人在師教，學在實講，公、明而已。”《浮山
文集》中的《中涓（指宦官）議》中又引証了朱熹的“惟公惟明，相道畢矣”。他認為
“公”就是沒有偏見，“明”就是“能好能惡”。這与一百年后戴震所強調的“去私”与
“去蔽”的政治主張有相通之處。
（二）從明崇禎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至清順治九年（公元一六五二年）
在廣州期間，方以智改名吳石公，后被南海令姚奇胤（字有仆）所發現。姚是方的故人
和庚辰（公元1640年）考試的同年，他請方為其儿子姚端的老師。
在南海令官署，方以智重新整理《通雅》舊稿。又曾寫《錦纏玉》劇本，親教伶人排
唱。這時他寫作的詩集取名為《瞻旻》。
方到粵不久，其夫人潘氏攜第三子方中履經福建來廣州團聚。順治三年（公元一六四六
年）桂王朱由榔在肇慶即位監國，任方以智為少詹事，翰林院侍講學士。由于党派斗爭，太
監專權，他看到事無可為，堅決退隱在湖南廣西交界的苗峒中。永歷多次召他為東閣大學
士，他十次上疏辭退。這些辭疏現在尚都保存，可以看出他當日對時局的觀感。他的詩句
“西南更望層云黑，誰把新亭淚眼看”！說明了他對永歷朝廷的失望。
順治七年（公元1650年）清兵入廣西桂林，瞿式耜与張居正的曾孫張同敞共同守城殉
難。方以智去昭平仙回山“披緇為僧”。方中履隨方以智入山“父析子荷，父汲子炊”，過
著飢寒交迫的生活，終于被清兵搜出。清帥馬蛟驎反复逼降無效，最后听任方為僧。方以智
于是去梧州，在梧州云蓋寺居住兩年。至順治九年（公元一六五二年）八月，偕同施閏章
（宣城人，號愚山）至廬山，同年年底回桐城省親。他的哲學著作《東西均》的開章即寫于
到達廬山之時。
這一階段是方以智一生的轉折點，從輕衣肥馬的貴公子到流离轉側的苦行僧，從紅燈綠
酒到黃卷青燈，從入世到出世。《桐城耆舊傳》的作者馬其昶論方以智說。“躬豪杰之才，
遭逢季運，以占畢稱，豈其志哉。”就在這一階段，對政治和社會的理想与抱負無從實現，
于是全部精力轉入著書立說的學術生活中。
在流离中缺乏圖書資料，他自己說“作挂一漏万之小說家言，豈不悲哉。愚道人今年三
十六矣，讀書亦有命”（見《通雅》卷三附記）。然而在這一時期終于寫成《物理小識》，
《切韻聲原》，《醫學會通》，《刪補本草》等書。
（三）從清順治十年（公元一六五三年）至康熙十年（公元一六七一年）
方以智晚年，從順治十年（公元一六五三年）算起，這年元旦，回到桐城浮山白鹿湖見
到父親方孔炤。他在《象環寤記》中說：“以祗支（袈裟，表示為僧）為退路，即為歸
路。”說明他在梧州為僧，其實際目的是為了回鄉。安徽地方官要奏用他時，他說：“匹夫
不可奪志，出世人安往（往何處），不得涅槃也？”“祗支”和“涅槃”成為他的遁詞和借
口。
就在這年，他重去离別十年的金陵，皈依天界寺的覺浪道盛法師。覺浪是當時佛教曹洞
宗的前輩，曾因文字中稱朱元璋為“太祖高皇帝”被清政府逮捕下獄，后查明系明亡以前所
作而釋放。覺浪的另一門徒嘯峰大然也就是崇禎末年与方孔炤同系詒獄的御史倪嘉慶。
方以智“閉關”于金陵高座寺的看竹軒，潛心寫哲學著作。作為曹洞宗的一個法門弟
子，佛教對他有一定影響。另一方面，出家又只是与環境作斗爭的一种手段。
陳貞慧的儿子，清初著名詞人陳其年（名維崧）在方中德（方以智長子）的詩序中，對
方以智早年豪華与此時的枯寂，作了描述：
“當時秣陵全盛時……密之先生衣紈縠，飾騶騎，鳴笳疊吹，閑雅甚都，蓄怒馬桀黠之
奴帶刀劍自衛者，出人常數十百人，俯仰顧盼甚豪也。
“曾几何時，而先生已僧服矣。崧再過竹關（指金陵高座寺）而先生念故人子，必強飯
之。飯皆粗 ，半雜以糠秕，蔬菜尤儉惡，為貧沙門所不堪者，而先生坐啖自若，飯輒盡
七、八器。回思金陵時，時移物換，忽忽如隔世。”（《湖海樓文集•方田伯詩序》）
這段文字主要寫崇禎末年方以智少年時在南京是一個家門鼎盛，仆從喧闐的烏衣子弟，
而從兩廣北歸在天界寺皈依覺浪以后成為一個自甘淡泊，特立獨行的面壁頭陀。方以智對夾
有糠秕的粗飯和儉惡的蔬菜，不但自己能“盡七，八器”，而且強要“故人之子”（指陳維
崧）与他共同享用。生動逼真的情景被陳維崧紀錄下來。
《浮山此藏軒別集》中有方以智《自題游山小影》兩則，當也作于這一時期，并錄如
下：
“自來自往，一葉指掌，渾身蒼蒼，日出眉上。踏碎青天，眾山自響，何不歸歟？問臃
腫杖。”
“奇不奇，痴不痴，大地無寸土，曳杖何所之……游戲還登臨，老病路險巇。不如一筆
掃落五岳十洲之煙云。”
這些自我寫照，深刻地表達了他當時的思想情況。“大地無寸土”一句反映出明亡后普
遍存在于土大夫思想中的一种民族意識。“老病路險巇”是料及此后道路的不平坦。“踏碎
青天”“一筆掃落五岳十洲之煙云”等句，以恣肆放縱的筆調寫出壯怀不已的心情。
綜合這些記述，我們看到一個倔強堅毅，不為環境所左右的生气勃勃的有志之士，同時
也看到一個泰然自若，追求理想的思想家。境遇是艱苦困難的，然而心情是踊躍活潑的。李
世熊在方中通《數度銜》序中說：“密之先生遭變出世，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乃
集三世大成，仔肩圣學，繼往開來，俾益方世，豈偶然哉。”正說明這一情況。
而他的老友古文家和詩人宣城施閏章則記錄下他當時的思想變化過程，以及三教合一的
主張：
“無可大師，儒者也，嘗官翰林，顯名公卿間。去而學佛，始自粵西，遭亂棄官，白刃
交頸，有托而逃者也。后歸事天界浪公（即天界寺覺浪道盛）閉關高座（指高座寺）數年。
刳心濯骨，渙然冰釋于性命之旨，嘆曰‘吾不罹九死，几負一生，古之聞道者，或由惡疾，
或以患難，類如此矣’。蓋其先父廷尉公（方大鎮）湛深周易之學，父中丞公（方孔炤）繼
之，与吳觀我太史（方以智外祖吳應賓）上下羲、文，討究折衷，師少聞而好之。至是研
求，遂廢眠食，忘死生。以為易理通乎佛氏，又通乎老庄。每語人曰：‘教無所謂三也。一
而三，三而一者也。譬之大宅然，雖有堂奧樓閣之分，其實一也，門徑相殊，而通相為用者
也。’”（《愚山先生學余文集•無可大師六十序》）
這說明方以智的學佛是由于遭遇九死一生的患難。在逃禪以后，又把早年家傳的周易象
數之學与佛、道思想綜合起來，“通相為用”。這是一段如實的論述。方以智晚年雜揉《周
易》，《中庸》，京，關，邵，蔡的象數學以及佛教和老、庄的思想資料，形成所謂方氏獨
創的“中五說”和“公因反因說”。
順治十二年（公元一六五五年）方孔炤在桐城去世，方以智破關奔喪，按照儒家禮節，
“衰 成服，受吊如儀”，而且結廬墓側，稱為欒廬。說明他雖穿上和尚的大布衲，在思想
上還是一個“儒者”。
這時方以智編定了方孔炤的《周易時論》十五卷，方以智同時自著《周易圖象几表》八
卷。兩書合稱《周易時論合編》共二十三卷，著錄于《四庫提要•易類存目二》。《周易時
論》一書對方以智思想体系的形成起了主要作用。
方以智北歸后，生活比較安定。從順治十年至十七年（公元1653年到1660年），寫成
《藥地炮庄》。
從一六六四年，方以智五十四歲起，由于吉安人士和廬陵縣令于藻的邀請，成為吉安青
原山淨居寺主持，一直到康熙十年（公元一六七一年）因粵難去世，在青原山度過了最后的
七年。這時期曾著《禪樂府》，并有《愚者智語錄》，而主要的成就是繼續嘯峰大然編成
《青原志略》。這儿應指出，在江西西部，贛江東岸的這個青原山，除了是佛教胜地相傳是
所謂七祖道場（七祖指唐開元時的弘濟禪師）外，又是明代王學江右學派理學家講學的中
心。山中有“五賢祠”，所祀就是王守仁、鄒守益（東廓）、聶豹、歐陽德、羅洪先（念
庵）等五人。
這一時期，除了潛心著作以外，与各方面往還也很密切。魏禧對方以智晚年交游太廣，
社會關系較复雜，提出了婉轉的諷喻。在方以智遭難去世前四年，康熙六年（公元一六六七
年）魏僖在《与木大師（方以智借名墨歷，又名木立）書》中所提出的一些問題，比較真實
地反映出方當時的活動，是探索方以智晚年思想行動的史料，摘引如下：
“邇者道譽日盛，內怀憂讒畏譏之心，外遭士大夫（指官吏），群衲（指僧眾）之推
舉，于是接納不得不廣，干謁不得不与，辭受不得不寬。形跡所居，志气漸移。”
与魏禧所記稍有出入，可以互相參証的是王夫之的記錄：
“乃披緇以后，密翁雖住青原，而所延接者皆清孤不屈之士。且复興書院，修鄒、聶諸
先生之遺緒。門無兜鍪之客。其談說借庄、釋，而欲檠之以正，又不屑遣徒眾四出覓財。”
（《船山遺書•搔首問》）
肖伯升在《研鄰偶存》中記載他待人接物的態度是“行處則乎實，待人則春風”。
盡管學佛在深山古寺，但仍是与各方面詩文往還。雖然交游廣泛，但“門無兜鍪之客，
……又不遣徒眾四處覓財”。這些說明他一如既往，不結交權貴，而忠實于自己的學術与理
想。一方面無可奈何，靜耽禪說，一方面廣通聲气，壯志猶存，這就是他晚年生活的矛盾。
他一生的著作有：
早期：從明末到甲申以后在兩廣避難時期（約公元1640年─1650年）：
《物理小識》、《通雅》、《浮山文集》（前編，全本藏北京圖書館）、《博依集》
（此書北京圖書館有殘本，北京大學有全本）、《膝寓信筆》（此書多通行本）。
中期：避地兩廣后以至北歸桐城、南京等地時期（公元1644年─1652年）：
《東西均》（此書現有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新印校點本）、《岭外稿》（在編排上屬于
《浮山文前編》的后半部，現均藏北京圖書館）、《浮山文后編》。
晚期：從兩廣北歸后到康熙十年在江西逝世止（公元1652年─1671年）：
《易余》（全書共約十二万字。現存當時抄本）、《藥地炮庄》（有康熙蕭刻本及民國
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成都美學林排印本。（美學林本刪去了大量序言和前記）、
《易圖》（又名《寂歷圖》）、《鼎薪》（到現在為止，我們尚未得到此書存在的消
息）、《青原志略》、《愚者智禪師語錄》（有《嘉興藏》本，分四卷，約三万
字）；《一貫問答》、《冬灰錄》、《五位綱宗》、《性故》（即《古今性說合
編》）均有抄本；《禪樂府》（有一九三五年其后人方鴻壽鉛印本）、《諸子燔痏》
（方以智論諸子的著作，尚未發現）
此外尚有有關醫藥，音韻，及論詩詞的著作，有存有佚，不再列舉，待編輯其著作時，
再作考証。
尚有《向言》，刻入《方氏七代遺書》中，《兩粵新書》收入《海甸野史》中，都不是
方氏的著作。應當注意。容肇祖先生發現錢謙益《初學記》卷二十三《響言》二卷与《七件
遺書》本《向言》全同，經考証，确定系錢謙益所著。至于《兩粵行書》非方氏之作，朱希
祖在該書跋中有詳細論斷。
方以智逝世以來，他的著作在社會上流通而為人們熟悉的是《通雅》、《物理小識》和
《藥地炮庄》三書，《通雅》、《物理小識》不乏被人引用，如袁枚的筆記，陸耀的《切問
齋文集》中都有零星引証，周中孚的《鄭堂讀書記》有對《通雅》的著錄和評論。乾隆時日
本三浦晉所著《贅語》中，多次引用《物理小識》。
《藥地炮庄》盡管流傳下來，但由于非常難懂，錢澄之曾說方以智“其所著書，好作禪
語，而會通以庄、易之旨，學者驟讀之多不可解”（見《通雅》序）．目前所知，清代尚未
有人加以研究和論列。
方的其他著作，重要的如《易余》，《東西均》，《青原志略》等，有的迄未刊印，有
的孤本流傳。感謝三百年來的收藏保存者，方以智著作大部分尚有完整的刊本或稿本遺留，
將是進一步研究方以智的有用資料。
《清史稿•方以智傳》 |